兵圣孙武有云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”，战争是关乎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，军事力量早在先秦时代，就已经凸显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，在那时的战争中，古人还发明许多装备助力，例如战车。战车是先秦时期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武器，一个国家拥有战车的数量，成为了实力的象征，例如“千乘之国、万乘之国”，慢慢的变成为强国的代名词。随时代的发展，战争规模扩大与骑兵的兴起，战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然而到了明代，曾经被挤出战争舞台的战车，又“复活”了起来，充当着相当个性的角色。战车在明代为何能“复活”，它又是以怎样的姿态和功能“王者归来”呢？

  战车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据着主体地位，在先秦时代是各国主要的作战工具，后来由于骑兵的崛起，战车逐渐衰落了下去。即使如此战车还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，并未彻底消亡，到了宋、明又慢慢的出现在战场之上。先秦时代的战车配备甲士三人，一位使用长武器，一位使用弓箭，和一位驾车手，前面有四匹马作为牵引，敌我双方安排好战阵互相攻击。关于最早的车战记载，始于牧野之战，《尚书》记载：“武王戎车三百两，虎贲三百人”，这里的戎车指的就是战车。到了春秋时期，迎来了战车的巅峰时代，《左传》曾记载在晋国与楚国的城濮之战中，晋国为了获胜配备了七百辆战车，是一场大规模的车战。

  不过到了战国时代，争霸战争变为兼并战争，以消灭敌国有生力量为主，战车的弊端便显现了出来。战车只能在平原作战，对环境有着非常高的要求，使得骑兵迅速崛起，中原地区第一个，敢于向车战发起挑战的事件，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此后各国纷纷效仿，战车逐渐式微。秦代由于需要与西部游牧民族作战，骑兵获得逐步发展，战车的辉煌时代正式落幕。先秦时代的战车在形制、战术上，都与当时的政治与经济息息相关，随着后世争霸灭国的战争出现，骑兵与步兵的作用逐渐超越了战车，战车的重要性大幅度降低，从而淡出了历史舞台。到了宋代随着火药的发明，战车慢慢的出现了一些变化，古人又想起这件古老的工具，并用火器搭载战车使用。

  明代由于火器的大规模使用，战车“复活”并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，它不再像先秦时代利用战阵作战，而是通过搭载的火器进行武力对抗。明代的战车，根据在战场上的不同作用，可分为几个大类。第一运输车，《明史》记载：“永乐八年北征，用武刚车三万辆，皆惟以供馈运。”这里的武刚车作用就是运输粮饷，为了战争做服务的运输车。第二防守型战车，《武备志》中曾提到屏风车，它既能够更好的起到屏蔽的作用，又可以装载火器，车上配有三名士兵，可以操纵火器打击敌人，守城之时可用前方屏风形成防御墙。第三进攻型战车，例如临冲的吕公车，是明代一种巨型攻城战车。车身高达数丈，长约十丈，车外用坚硬的皮革包裹，可抵挡敌军的强弩攻击，车内分为上下五层，并用楼梯连接，待到战斗之时，将战车推到敌方城下，可与城墙持平，车中携带武器的士兵，便可蜂拥而出攻城。

  还有一种盛油的引火攻击战车，它由木质材料做成，底部安装两个轮子，钉上铁条的车厢内盛有碳火和热油，攻城时可推到敌人城楼下，用茅草点燃达到攻城的目的。另外云梯车是最常见的攻击战车，可用于攀爬城墙，与敌人短兵相接，例如李如松平叛宁夏之时，云梯车就发挥了重大作用。明代的进攻战车大多以木制为结构，周围安装有铁板或者盾牌，车上配置有多种火器，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灵活，车厢中的甲士只有数名或者十余名。火力最强大的当属雷火车，《武编》介绍雷火车，左右车厢宽约九寸五分，上面装载八架佛郎机炮，与流星炮、蜂窝炮各一架，是一辆火力十足的进攻战车。明代战车最大的特点，就是配备了火器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战车，都还配备有鸟铳手与狼机手，将火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，这也是与先秦战车最大的区别。

  明军在初期与中后期，拥有的战车数量有很大差别，明初到中期，《太祖实录》曾记载常遇春造吕公车，基本上每次制造一千辆。到了中后期北部边境局势严峻，为了抵抗游牧民族的骑兵入侵，以致于战车数量飞速增加，最多一次造了三万辆。明朝末年辽东战事吃紧，辽东巡抚王化贞，就曾奏请朝廷派三百八十辆战车，配合素与女真有仇怨的蒙古虎墩兔，一起攻打努尔哈赤部。对中原地区威胁最大的是农民军，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，被李自成逼到陕西扼守潼关，当时为增强关中军事实力，计划制造了三万辆搭载火器的战车。然而最后再多的战车，也未能扭转明军的败局。

  使用战车不仅要保证数量上的优势，还要保证其过硬的质量，能根据地形进行灵活的改进。正统时期宁夏总兵张泰，以宁夏多沟壑为由，请朝廷加派独轮马车，中间可藏火器，遇到沟壑能用人力托举而过。在景泰、弘治时期，明代人又根据地形，改进了许多适合作战环境的战车。嘉靖一朝陕西侍郎刘天和奏请朝廷，在原先的战车基础上，配置斧钺等冷兵器，车厢前树立狻猊盾牌，练二车可避三四十人，为了激发战车的潜能，刘天和还设计了许多适合多兵种作战的战术，将战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潮。战车越造越多，使得明廷每年需要付出一千七百三十两，用于维修保养，户部给事中姚宗文曾统计，自万历二十一年起到万历四十二年，养战车共花费了三万两白银。在北方抵御游牧骑兵的文臣武将，认为战车可挡住骑兵铁蹄，所以热衷于战车的推广与制造，而这些要消耗大量的钱财，在饥荒动乱的年代，不顾财力盲目制造战车，就是再多也挽救不了明朝的悲剧命运。

  总的来说战国以后，逐渐衰落的战车，能在明代被大量制造并使用，问题大多分为以下几点。第一是受地形影响，战争频发的明朝北方原野干旱少雨，平坦坚硬的土地，为战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。第二是同游牧民族战争的需要，戚继光就曾指出：“铁骑数万冲突，势锐难当，我军阵伍未定，辙为所其所冲破。”戚继光提倡使用战车，阻挡骑兵的锐气。故此无论是对抗蒙古骑兵，还是女真人的八旗铁骑，明朝都开始大量制造使用战车。第三是由于战车一直在改进，能适应作战需要。例如戚继光在《练兵实纪》中，说轻车可经过险隘，改变了战车笨重的弊端。第四是火器与战车的有效结合，尤其是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后，体积过大影响了火炮的效果最大化，而配合战车使用，则增加了灵活机动性，用途更广泛。无论是攻城还是守城，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，也是深受戚继光的好评。

  再来看看战车在明朝各时期的评价。明朝初期只是尝试性地使用战车，那时的明朝人对战车，还只有少数的认识。到了正统年间，蒙古骑兵对明朝的威胁日益增大，明人才开始关注战车。正统十二年，也先大军逼近边境，大同总兵朱冕，上给英宗六条建议中，说只有战车能够充当防御工具，此后明朝人开始关注和讨论战车。景泰元年北京保卫战中，于谦在守城方略上，提倡使用鹿角战车，并配置火铳等火器，结果为取得战争的胜利，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嘉靖时期北疆局势严峻，东北部的女真人也开始崛起，明朝面对两面威胁，大多数都是处于防御态势。刘天和认为“步不能胜骑，骑不能胜车”，前代名将多是以战车取胜骑兵，所以他改进战车，得到了皇帝的认可。后来的熊廷弼、孙承宗等名将，也很看重战车的功用。

  崇祯时期明朝风雨飘摇，礼部尚书方一藻在崇祯二年，提及戚继光的主张，应该大量使用战车对付女真铁骑，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可。次年甘固赞画户部员外郎郭应响，献上了自己开发的战车，和根据戚继光著作补充形成的兵法要略一本，还表示战车的成本低廉效果绝佳，上呈给崇祯帝。崇祯十六年右佥都御史徐有声，也提出用战车御敌，并招抚流民开垦荒地，得到了崇祯的嘉奖。明代关于战车的言论，从正统一朝到崇祯时期，可谓是一直没停过，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，都对战车表现了强烈的兴趣，所以明朝人对战车还是很重视，并积极提倡使用战车的。

  明代以前的战车，因为骑兵的崛起，处于没落的状态。到了火器发展逐渐发展壮大的明朝，改变了作战方式，引发了新的军事变革。具有防御能力，且能快速移动、能使用火器的战车，迎来了“第二春”。以火器压制骑兵冲锋，为平内御外提供了有效的军事力量。虽然明军使用战车实战，没有让明朝起死回生，但这并不是因为战车没有效果，造成此原因的因素有很多，由于当时政治腐朽、边患、农民起义交织在一起，左右着政治格局。加上训练不精指挥不当，也可能会引起战败，因此不能抹杀战车在明代的作用。它对抵挡骑兵铁骑，有着重大的功效，否则明朝文臣武将也不会热衷于使用推广战车了。